法国诗人马拉美说：“世上的事，最后归结为一本美丽的书。”在纪念巴尔扎克诞辰二百周年的时候，可套用一下这句话：巴尔扎克的世界，最后归结为一部精美的集子。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就说过，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汇成了一部书，那就是《人间喜剧》。
巴尔扎克自命要为法国社会作记录，通过刻画一个时代的两三千名出色人物，反映社会的全貌。“因为说到底，这两三千人就是一代人所涌现的典型，也是《人间喜剧》典型人物的总和。”巴尔扎克用如椽大笔，描绘喜剧人间，像现实世界一样，从上流社会到社会底层，写身分不同的贵族命妇、部长大臣、形形色色的老板、跑街、银行家、高利贷者，不同类型的法官、律师、神甫、医生、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、收藏家，各种人物，应有尽有，据巴学教皇（Le pape des Balzaciens）马赛尔·蒲德隆统计，共写了二千四百七十二人，三百六十行几乎都有，但细想一下，似乎缺了翻译家这一行；而缺了翻译家，《人间喜剧》就不会有中文版，巴尔扎尔在我国就不会广为人知。不过，翻译家（Le traducteus）这个词，记得在巴尔扎克作品里至少出现过一次。《逐客还乡》这个短篇，讲到神修神学博士，演绎天主教教义，宣讲的效果，借用佛教术语来说，真是天花乱坠，讲完时教堂的彩色玻璃正好射来一道阳光，在他身上金光普照，给信徒超凡入圣的印象。神学博士为表示谦卑，说：“我是谁？我不过是区区一名翻译者，只翻译了圣徒行述中的一行文字。”此处traducteur（翻译者），从上下文看，实际是interpretateur（诠释者）之意，跟我们说的从甲国文字译成乙国文字的翻译家还不一样。
巴尔扎克因为要写的人物太多，可以忽略翻译家，我们能够理解和宽容，因翻译家说到底没什么了不起，虽然要做一个合格的翻译家也不容易，但翻译家并没忽略巴尔扎克。中国近代外国文学翻译的开山祖师林纾，在一九一五年就出过一本巴尔扎克中短篇集《哀吹集》。嗣后，到一九四九年，共出有巴尔扎克翻译作品二十二种，译者计有：钟宪民、白冷、徐霞村、蒋怀青、盛成、黎烈文、穆木天、高名凯、傅雷、韩云波、罗塞、诸侯、陈原等十几位。译得最多的，是高名凯，解放前后合计译出二十几本巴尔扎克小说；成就最高的，要数傅雷。经过比较、研究，读书界和出版界比较认可傅雷的翻译，觉得他把巴尔扎克翻译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，新的境界，与原作相仿佛。傅雷是怎样的翻译家，怎么给他定位呢？本世纪初，康有为诗云：“译才并世数严林”；本世纪中叶，外国文学翻译二大家，似宜推朱生豪与傅雷。诚如人文版《全集》总序而言：“如果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，那么也可以说，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。”
傅雷先生最可敬佩的，是敬业精神，治学严谨，一丝不苟，把翻译视为神圣的文艺事业。他每天都有严格的纯工作时间。解放前住吕班路巴黎新村，一楼会客，二楼卧室，三楼是书房，他整天高踞在楼顶，杂事都由女佣和夫人代他打发掉，万一下楼见客，影响了译事进程，必于晚间或星期天补回。把自己的本份工作，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，放在第一位。他是全身心放在翻译上的，“无奈一本书上了手，简直寝食不安，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。”傅聪回忆道：“当我们小的时候，碰到他工作不顺利，我们也跟着遭殃。为了推敲一个字，他睡不着，吃不好，而且脾气很坏，好像我们都欠了他似的。”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，集中注意，在??昧昧的寻索中，有时才会豁然开朗。古人说，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”这么用心，只要不是白痴，焉能译不好。傅雷的翻译，是“技必良”的翻译；后学从中偷得一二法，就可受用无穷。从《傅雷家书》可看出，他对事物不是停留在表面，而喜欢探索个道理——事中求理。做右派后种玫瑰，他都要总结些经验出来，不要说翻译是他的本行。他像姚?说的，“技之精者必近道”，技进于道，悟出“以效果而论，翻译应当像临画，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。”（《高老头·重译本序》）像先生那样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均有建树，在翻译家中也不多见。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傅雷之于翻译，正是由敬业，而达于精通。
其次，关于原作和译作，也有他自己独得之见。关于原作，他说，“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，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，那就不必勉强；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，甚至相见恨晚。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，也非一朝一夕可能真切了解。”一九三八年，正在译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时候，傅雷就有意译巴尔扎克了。待作了长期准备，译了二百万字，翻译由学徒阶段进入成熟时期，他才把主要精力放在译巴尔扎克上。关于译作，他说：“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。”把原作者比作朋友，把译者视若原作者的代言人。既不拜倒在原作前，也不奴事原作者。他在谈翻译经验的文章里说：“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。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，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。”但在致林以亮的私人信件里说得比较坦率：“我的经验，译巴尔扎克，虽不注意原作风格，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。只要笔锋常带情感，文章有气势，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。”可见他对译巴尔扎克还是比较有把握的。现代诠释学认为：翻译中的理解过程，就是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过程。我们今天来评价，可说傅译巴尔扎克，达到译坛巨匠与文学大师之间对话的水平。从实际成绩来说，傅译无愧于原作，傅译巴尔扎克好过于傅译罗曼·罗兰，巴尔扎克文笔的气势，尤其在他译的《邦斯舅舅》里，基本上传达了出来，巴尔扎克的俏皮幽默，大多也能曲达以出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訾之处。我们知道巴尔扎克文风比较粗豪，有些连载小说为照顾读者趣味，同时被文人认为破坏了文学的“高雅情趣”，圣勃甫更责难巴尔扎克作品代表着一种“堕落的风格”。讲究文笔的法朗士，对巴尔扎克表示了宽容大度，说“他是神，你若责备他有时粗糙，他的信徒会回答：创造一个世界不能过分精巧。”巴尔扎克大刀阔斧，要辟立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，来不及精雕细琢，这部分文字工作，傅雷在他宁静的书房里越俎代庖，把粗糙变得雅致。艺术本来就应精雅一点，粗鄙未必就一定好。
傅雷译了十几部巴尔扎克作品，虽然是巴尔扎克的主要作品，但总究不是全部。只相当于巴尔扎克全部作品的四五分之一。“孔子没而大道微。”译巴尔扎克有两难：一是作品本身难度较大，二是巴著中译起点较高。傅译不仅在法语界，横向比，较之英美德俄文学翻译，也算上乘。翻译巴尔扎克方面，傅译起了先导作用，也起了示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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